理论视野

谈谈治学的基本功

来源:人民日报 文:金冲及 发布时间:2019-05-13 17:46 阅读:847 【字体:  【打印】

 

■基本功,对人一辈子都起作用,虽然无形却有巨大、长久的影响。治学也必须注重基本功。

■研究者一开始最需要的是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,那是一辈子都要用的。知识面还要宽一点,如果知识面太窄、视野不宽,就只能就事论事。

■有问题意识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关键。研究工作为了什么?就是为了解决问题。正确的理论素养对提高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重要。

■有些人认为文字表达是雕虫小技,所以不在乎。事实上,文字表达非常重要。你写文章给人家看,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你的文字。文字表达不好,意思虽好,别人往往也看不下去。

基本功,对人一辈子都起作用,虽然无形却有巨大、长久的影响。治学也必须注重基本功。治学的基本功,一是知识面比较宽,比较扎实;二是对问题有思考分析的能力;三是文字表达比较好。这三个方面大概就是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所说的史学、史识、史才。做研究工作,总得先熟悉它,进而理解它,最后是表达它,缺一不可。对一个研究者来说,凡是具备这三条的,多年后肯定能有比较大的进步和成就。反过来说,这三条里无论缺哪一条,后来的进步都会受到限制。这里,结合历史研究谈一点体会。

扎实的基础知识

关于知识面,有几点需要注意。

第一,牢固掌握基本知识。

研究者一开始最需要的是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,那是一辈子都要用的。宁可粗一点,但一定要准确。基本知识要力求系统化,不能只是零碎的。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有很多,最重要的是理清它的脉络线索,牢牢记住那些以后常会用到的事实。基本知识如果不能准确掌握,出了漏洞,内行人一下子就会看出来,这叫“硬伤”。出现不应有的“硬伤”,人家对你讲的其他东西也就不那么信任了。

第二,要掌握丰富、可靠的第一手材料,作为研究工作的基本依据。

这是知识面中的重要问题。研究工作中大家都知道材料的重要性。乾嘉时期大家看重的目录学,就是要告诉你这个时期、这个方面有哪些书,它们的长处和短处在哪里。我们的前辈学者很多就是从认真读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、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等入手的。今天的研究者也应该对有关知识有大体的了解,知道遇到问题该去找什么书。

就历史研究而言,掌握丰富的第一手史料,常要阅读档案资料。这可以说是一种调查研究,尽管它也有不少局限。看档案资料有一个怎么看的问题,是“看活了”还是“看死了”。如果看完以后脑子里仍然只是一张一张纸上写的文字,那就是“死”的,说明你没有看懂。如果看久了在脑子里仿佛能再现这个事件的前后经过、中间有什么争论和困难,好像是活生生的有声有色的事情,那就是读懂了。就像看电影,一张张胶片都是静止的、不动的,但是放在放映机上用电力带动转起来,投射到银幕上就全活了。同样的道理,档案一张张纸,就像一张张静止的胶片,如果只看一张张胶片,看得再仔细还是“死”的。放电影的电力就好比我们看档案资料时的理解力,把它贯穿起来放在当时的环境里,在你眼前出现的是活的事实,那就是读懂了。

第三,知识面要宽一点。

毛泽东同志认为,研究党史的根本方法是“全面的历史的方法”。他还提出“古今中外法”,“古今”体现历史的发展;“中外”是既要了解中国这方面,也要了解外国这方面。总之,要有比较宽广的眼界。知识面宽一点有几点好处:

一是事物在时间和空间上往往是有联系的,离开了周围那些相联系的要素,很多事情就不容易理解。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批评李瀚章主编的《曾文正公年谱》,说里面只有曾国藩的奏稿、批牍和活动,没有太平天国方面的活动情况。梁启超打了一个比方,说这好像从门缝里看人打架,只看见一个人,看他一会儿进一会儿退,最后看完了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赢、为什么他会输。这个比喻很形象,也很深刻。因此,研究历史,即便是写一个人的传记,也不能只看他一个人的史料,还要熟悉他当时所处的环境,以至他对手的状况,这样才能活起来。

二是知识面宽一点才会有比较。比如,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史,就要对法国大革命史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点了解,对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也要有些了解,这样就可以对它们进行比较。有些是相同的,可以看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规律性的东西无论在哪里都是共同的。而从不同的地方就可以看到各国的特点。如果你对别的都不了解,没有比较,那就规律看不到,特点也看不到,只能就事论事地说说事情本身。

也有人觉得知识面何必宽,需要时临时查查就可以了。当然,一个人不可能什么知识都具备,有些知识只能边干边学,甚至临时查。但在研究工作中联想是很重要的,把这件事和那件事联系起来想,常常可以产生新的认识。如果知识面太窄、视野不宽,就只能就事论事,连临时想查的念头也起不来,或是不知到哪里查。人们常称赞一些大师知识渊博,这是很重要的。

提高理解和分析能力

提高理解和分析能力,是治学的重要环节,这方面有几点可以说说。

第一,要有问题意识。

有问题意识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关键。研究工作是为了什么?就是为了解决问题。胡适有一句有一定片面性、但也有些道理的话。他说:“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,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。”我写过一篇我们党在遵义会议前三次“左”倾错误的文章。三次“左”倾错误是讲了无数遍了,但我头脑里还是有几个问题:比如,一般说来反“左”必出右,反右必出“左”,为什么反了一次“左”第二次出来还是“左”,而且更“左”?第三次还是“左”,又更“左”?这是什么原因?再如,这三次“左”倾错误有什么相同的地方,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?脑子里有了问题,看资料的时候就会努力去找寻答案。虽然回答不一定对,但总会有所收获。这不仅是个研究方法,也可以说是研究的动力所在。

第二,有了问题怎么解决?

研究历史,大家比较认可的叫做“论从史出”。研究历史要发议论,但一切议论都只能从看到的史料出发。看史料时,不能光看不想,需要边看边想,除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的经过,还要寻找所要解决的问题的答案。这样一面看、一面想,先产生一些零碎的想法,然后再把这些零碎的想法系统化,形成一个意见。这时最忌讳的是把这些初步的想法马上变为结论,毛病常出在这里。如果忽然看到一个史料好像引起了与众不同的想法,以为把这个问题弄明白了,当作自己的独到见解,随后只关心似乎支持这种想法的史料,越想越系统,不注意与这种想法不同的史料,结果往往会有很大片面性。陈云同志讲人为什么犯错误时说,“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,只是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,而不是全面的,误把局部当成了全面。”看史料也是这样。你看到了这一点再接着往下看,这个只是作为一个假设放在那里,还需要继续验证,也可能往后越看越认为这个看法站得住;或者发现这个看法虽是对的但是还要补充,还有几个条件是不能忽略的;也有看到最后发现不是这样的,那就毫不可惜地把原来的看法抛弃掉。这是常有的事情。

看史料和思考、分析是同步的。最初看史料大抵都是感性认识。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,“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,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(即飞跃),产生了概念。”史学文章的理论性不是靠搬用现成的概念,而是靠反复看许多史料后在脑子中出现的飞跃,有了新的概括、产生新的认识,这才有理论创新。

第三,要充分考虑问题的复杂性。

研究者提出自己的见解时,要充分考虑问题的复杂性。事实上,越是重要的问题,越是独到的见解,越要慎重。你提出一个观点后,别人可能会提出些什么问题?所以还是尽可能请别人看看,特别是请熟悉这个问题的人提提意见。别人不提,也可以自己与自己作对手来提反问、挑毛病,看是不是站得住。

第四,正确的理论素养对提高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十分重要。

我们研究历史当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,而且要努力做到理论正确地联系实际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不过,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——德国古典哲学、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、法国空想社会主义,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,但它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。对西方资产阶级许多理论的基本思想体系我们不能同意,但对于他们一些符合实际的具体研究成果是可以吸收的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就是这个态度。但是,在吸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时,需要防止一种新的教条主义、新的“以论带史”。有的研究者引一个西方学者甚至是二流、三流学者的一段话作根据,然后就对中国的问题作出这样那样的结论,实际上对中国的具体情况并没有作认真细致的分析。

讲究文字表达

有些人认为文字表达是雕虫小技,所以不在乎。事实上,文字表达非常重要。你写文章给人家看,人家第一印象就是你的文字。文字表达不好,意思虽好,别人往往也看不下去。对这个问题也讲几点。

第一,讲究文字表达,最重要的是处处替读者着想。

胡乔木同志曾经讲过,写文章要考虑几点。第一“要引人看”。现在一些文章,开头就是大段已说过无数遍的话,人们自然就不想往下看了,这样怎么能够吸引住人?第二“要使人看得懂”。这话也很有道理。不少人写文章,一个断语接着一个断语,缺少逻辑联系,也不考虑别人是否看得懂。即便文字很流畅,还要想到别人可能会有哪些地方不明白,要交代清楚。第三“要能说服人、打动人”。说服人是指讲道理,打动人是指感情上能打动人。

第二,写文章要努力做到准确、鲜明、生动。

这是毛泽东同志在《工作方法六十条(草案)》里提出的。准确的重要性不言自明,但要做到并不容易。鲜明,这个意思大家都清楚,旗帜鲜明,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清清楚楚。但还要考虑到,一本书里面,你最中心的是想阐明什么问题,最精彩的地方是什么,最希望读者留下印象的是什么,这些地方要写得特别鲜明,别的可以简略一点。写文章也是这样,最重要的地方要鲜明突出、引人注意,使人留下印象,避免重要的内容淹没在一大堆不重要的话中间而不被注意。对生动的一个重要要求是贴切,不是堆一大堆形容词。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是非常生动的,他在一篇文章里曾写道:“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,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,老是埋怨旁人说:走快了,走快了。”仅从文字上讲,非常生动,我们看过就不会忘,而且很符合他想要表达的意思。

第三,文章的结构。

中国有句老话,叫“凤头、猪肚、豹尾”。凤凰的头,猪的肚子,豹的尾巴。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讲这个话,这是对文章通篇布局的设计。“凤头”就是一上来就能够把读者抓住,让人想要看下去。“猪肚”是指中间部分要丰满,但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有层次,有内在的逻辑性,让人一口气看得下去,而不是平铺直叙或杂乱无章的罗列。“豹尾”指结尾,是很有力的一下子戛然而止就收住。结尾就得干干净净,像古人说的“余音袅袅,绕梁三日”,有回味。

第四,文字最好口语化,要干净。

最好自己先朗诵朗诵,如果结结巴巴,没法朗诵下去,赶快改。朗诵要有抑扬顿挫,而且要干净有力,不拖泥带水。比如,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一篇,一打开来,“谁是我们的敌人?谁是我们的朋友?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你看了一下子就记住了。文字干净,读起来也有一种快感。虽然不是写诗,最好也能够朗诵,特别是开头和结尾。

第五,文章能不能带感情?

文章带感情是讲一件事时自己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。毛泽东同志有一次写道:“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,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”。这话讲得多动人!中国古代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西方“史学之父”希罗多德的《历史》,都是写得很有感情的。我们写历史文章应该有这样的手法。至于带感情的话决不能歪曲和改变历史事实,也不是堆砌一大堆华而不实的形容词,这道理就不必多说了。

(作者为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)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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